聚焦｜全国足代会最快于10月中旬召开宋凯为足协主席主要候选人
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宋凯为足协主席主要候选人于5月下旬拉开序幕的中国足协教育整顿工作在延长进行2周后，于本周末告一段落。在此期间，足协换届筹备工作也正按部就班进行着。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按照“换届工作筹备组”的工作计划，第十二届中国足协会员大会最快将于10月中旬召开。除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宋凯将作为新一届中国足协主席主要人选参加换届选举外，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其他主要成员候选于近期陆续产生。目前中国足协6人工作组中，已被任命为足协党委副书记的原篮球中心中国篮协联合党委副书记袁永清、手曲棒垒中心副主任杨旭将进入足协新领导班子。据悉，除足协秘书长、几位副主席人选外，新一届足协执委成员人选绝大多数将来自地方体育管理部门，中国足协内部机构的全方位调整势在必行。5月23日，中国足协教育整顿工作动员部署会在京召开，标志着足协教育整顿工作拉开序幕。在此期间，时任中国足协技术部部长的前中超“金哨”谭海、中国足协战略规划部部长戚军、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相继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有关方面带走调查。原计划于8月底结束的教育整顿工作随后被延长两周。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颖川中国足坛虽然正经历着空前的反腐风暴，但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的工作仍要继续开展。今年4月初，以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颖川为组长的6人“工作组”正式成立，全面主持足协工作。而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足协换届筹备工作一直在按部就班推进中。6月初，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宋凯作为中国足协换届工作筹备组副组长，正式到足协工作，他也是新一届中国足协主席的主要候选人。宋凯调任足协，也标志着足协换届筹备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按照目前筹备组初步推出的时间表，新一届（第十二届）中国足协会员大会最快将于10月中旬召开。在此之前，足协“工作组”相关成员实际上已经进入领导班子成员的角色。如从手曲棒垒中心前来的杨旭在刘军被带走前几天，就已分管职业联赛。在那之前，袁永清已被任命为中国足协党委副书记。他们两人都将进入新一届中国足协领导班子。至于现任足协副主席高洪波、孙雯、足协纪委书记闫占河会否进入新一届足协领导班子，目前还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换届工作筹备组已经就新一届中国足协执委会（除秘书长、副主席外）人选，向各地方体育管理部门征求意见。这意味着，执委会大部分成员很可能为地方体育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代表。据悉，与第十一届中国足协执委会超过30人的成员的规模不同，新一届中国足协执委会成员人数将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可能不会超过20人。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赧编辑/汪浩舟延伸阅读这轮足坛反腐风暴，非同寻常近日，随着刘军落马，中超公司成立以来的六任董事长，已全部被查。自去年11月中国男足前主教练李铁被查起，中国足坛刮起了新一轮反腐风暴。近一年以来，风暴越刮越猛，不仅涉及球员赌球、俱乐部高层行贿，足协高层甚至体育总局的腐败分子也被连根拔起。9月7日，长安街知事在“知事会客厅”直播节目中邀请了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魏昌东教授，北京日报体育专项记者王洋，共同剖析足坛史上这场最强反腐风暴。魏昌东教授和北京日报体育专项记者王洋连线直播。直播截图长安街知事：本轮足坛反腐有何不同？长安街知事：与中国足坛新世纪以来的前几次反腐风暴相比，本轮足坛反腐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是否可以说是最猛烈的一次反腐风暴？王洋：与2009年足坛反腐相比，这一轮足坛反腐风暴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第一，涉案官员级别更高；第二，负责查办案件的机构或者说线路更多；第三，涉案金额更大。从涉案官员级别来看，2009年的足坛反腐更多强调的是反赌（球），当时处理的最高级别的足协官员是两名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和南勇。但本轮反腐，已落马的官员中，不仅有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还有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涉案官员级别明显高于前一轮反腐。从负责查办案件的机构或线路来看，2009年，基本都是由辽宁省公安厅主要办理的，起因是追究赌球、打假球，第一批被查的足协内部人员是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4位“名哨”。而这次则是“多线并举”。举例来说，国足前主帅李铁，以及陈戌源、刘奕，都是由湖北省公安和纪检人员带走的；山东泰山俱乐部的主教练郝伟、队员金敬道、外援孙准浩，是由辽宁警方调查的；而杜兆才和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于洪臣，则是由纪委机关牵头调查。这也充分说明了涉案人员身份及案情的复杂程度。从涉案金额来看，2009年，谢亚龙和南勇的涉案金额最高是120万左右。随着国内的职业联赛在2011年后进入“金元时代”，各家俱乐部每个赛季豪掷上亿元购买球员，足协收到的引援调节费都高达数亿元，所以足协官员和国足主帅李铁可以用身份权力变现的能力也就更大了。涉案的金额比之前的“多个0”也不足为奇。2009年的足坛反腐风暴，最终有57名足协官员、球员和裁判锒铛入狱。这次，从目前的规模和力度来分析，应该不会少于上次的人数。魏昌东：从刑法学、犯罪学的视角来看，上一轮足坛反腐我们可以称为“散发型”，也就是发生地、发生的团队、发生的人员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而这一次则显示出“集团式”和“链条式”。“集团式”是指以一定级别人员的腐败为中心，波及到与该行为人相关联的各层当中。“链条式”是犯罪学中突出的一类犯罪模式，就是基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自发性关系，导致足坛所涉及到的各个环节均有可能成为犯罪链条的一部分。在犯罪学中涉及到犯罪的程度，有一个测量的指标叫腐败的烈度，也就是腐败的严厉程度。从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信息来看，从1人发案到14人归案，由此显现出犯罪的金额可能确确实实会发生几何倍数的增长。这种集团式、链条式共同导致的腐败烈度的增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截至目前，本轮足坛反腐已有14人官宣被查。制图：李俊瑶长安街知事：落马人员有哪些腐败手段？从2022年11月李铁被查开始，足球领域已有14人官宣落马，身份涵盖男足原主教练、中国足协高层、中超公司相关人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长安街知事：这些身份背后，隐藏着哪些滋生腐败的权力空间？魏昌东：我们可以按身份类型把这14人划分为4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在我国国家机构当中属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从事管理的副局长，他所利用的手段可能就包括其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职责，比如足球运动应当如何发展、经费的处理方式等。第二类是中国男子足球队。对于男足主教练来说，他可能掌握入队权、晋级权、合作权，甚至是在特定的比赛当中球员的出场决定权。男足主教练在公办体育组织中行使管理职责，包括管理会员、管理团队、管理合作、管理经济以及相关的奖励分配等，这些环节中可能存在腐败的空间。第三类是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协是一个社团法人，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它依照法律的规定或是政府的委托，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也进行一定的组织管理，包括经济活动的导向、决策、监督，还可能涉及运动员的评级等。14人落马名单中，中国足协的人员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包括足协主席、纪律委员会主任、竞赛部部长等人，这表明这些部门很显然都具有一定的管理职能，可能发挥职权进行权钱交易行为的空间很大。第四类是中超公司。中超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按照公司的治理结构设立不同的层级，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职责。他们行使的具体职权，比如广告与哪些方面进行合作、商业推广与哪些人员合作等，都由特定的公司人员借助于相应的职权来加以实现，这就为腐败滋生创造了操作空间。将上述人员划分为4类组织中的不同身份，可以发现，其中有些是具有国家或法律授予的相应职能的部门，有些则是纯粹的社会组织，甚至是普通的商业法人，因此在链条式的腐败犯罪中，他们所行使的手段也有着很大的区别。长安街知事：为何要高压严打足球腐败？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之所以被称为国足，因为它承载了老百姓太多的关注和期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足球反腐不止于足球，让足球运动回归它应有的样子，对净化体育风气、社会风气来说都应该有莫大的作用。体育运动的魅力一方面是运动本身带给我们的快乐，另一方面也是体育精神的传承。我们总说发展中国足球的根基在于发展校园足球，但这些足球腐败给青少年的恶劣影响也许更深，这是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腐败令人深恶痛绝的原因之一。长安街知事：为什么要高压严打足球腐败？足球腐败的危害是什么？魏昌东：腐败的发生不仅仅是权力运行的扭曲，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扭曲之下，人们的价值观、社会的导向、正确的判断，都可能因此偏离其应有的轨迹。我们关注足坛腐败问题，不仅要关注公共权力是否遭受到滥用，同时也要关注腐败背后的问题——它使得一些人获取利益的手段完全扭曲了人们的价值判断，从而就造成了社会青年文化体系的整体崩塌。不要让腐败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许多人认为“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是我获得社会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是我经济利益得以实现的一种主要方式”。我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高压严打足球腐败并不仅仅是针对腐败的涉案官员和相关人员，同样对于塑造中国青年社会的文化，具有切实重要的作用。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人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倾注着巨大的关注和期待，这一份期望必须用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加以评价，才真正有可能使体育成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和力量。长安街知事：对本轮足坛反腐成果有何展望？王洋：作为从事足球项目报道的记者来说，我跟很多足球领域的官员、球员、教练打过交道，我希望他们都是干净的，而害群之马是极少数。如果把现在足坛出现这些问题比作一个充满灰尘的房子，我希望这一次的反腐风暴，能够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干净，还所有的从业者、球迷，以及热爱这项运动的每一个人一片足球的净土。在此基础上，希望管理者能够按照足球运动发展规律，稳步推进职业联赛建设，让我们的足球水平能稳步提高，让所有热爱中国足球的人别寒心了，我觉得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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